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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股市从来都是"熊长牛短"，也许会有短暂的"天堂快乐"，但最终会陷入"地狱"。

然而，这个林毅夫新理论本身，它的逻辑前提有问题，存在悖论，前提本身至今仍然不能很好解释一切。经济学家普遍对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研究国家贸易的经济学家除外），而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是结构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变量。

1961年，加拿大经济学家沃尔（D· F·Wahl）对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与美国的对外贸易分析，结果是加拿大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是产业与技术变迁，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要改善，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施。该模式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模式并列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基本模式。根据资源禀赋学说，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如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条件维持每年8%或以上的增长20-30-40年，经过一代人两代人实现几百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追求：跟发达国家平等，并达到共同利益。

但是，随着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工作的深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要素禀赋理论的不足逐渐暴露。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在贸易中，各国出口的商品是密集使用本国拥有的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产品。中产阶层形成了一套话语系统，形成了一套秩序想象。

不过，既然是改革，那么，出现这样的反复，其实相当正常。但不管怎样，各个领域具有发言权的人们应当高度谨慎，要关注这个新的主流社会的民心，要让这个新的主流社会相信，改革将会继续，中国社会将继续向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方向演进，一个日益富裕的中国也将有一套合理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司法领域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复。这个中产群体的观念极大地不同于他们的父母。

回头来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似乎就带来了这样的效果。中国社会因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政府与民众财富的大幅度增加，社会自治有所发育，政府行为也多少趋于理性，以及最为重要，普通民众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大，包括网络给人们提供了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开放平台。

改革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在此教育过程中和职业生涯中，他们接触并认可人的尊严、自由、市场、民主、法治等价值和制度。商、学精英群体内部议论纷纷。当然，这三十多年中，各个领域的改革都有所反复，因为，始终存在着反对这一变革方向的观念和政治乃至社会力量。

包括既得利益者，也可以主张自己的利益。这些力量都有可能导致某些时候，在某些领域，制度出现逆向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市场化没有推进，反而倒退。权威媒体不断释放出混杂的理论信号。

他们相信，这样的改革可以让自己的处境更好。更不要说，在改革过程中遭到意外伤害的第三者，更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

比如，私人企业家拥有大量财富。他们相信，改革会深化、扩展，因而，自己的产权将会得到更好的保障，子女的教育会变好，企业的生存环境会变好，等等。

比如，在过去十几年间，政府利用土地垄断等优势，再度深度介入经济活动。改革很复杂，尤其是，今天展开改革必然触及到一些核心的权力、权利与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因此，改革当然可以缓慢推进。前几日参加一个会议，一家投资银行的经济分析师指出，企业家的心理已经受到一定冲击。他们的成功来自于改革所带来的市场制度，他们借助这一制度积累了个人的财富和地位。正是这样的预期，支持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拼搏和安分守己。除政府外，他们是各种最为重要的资源的主要拥有者。

但是，中产阶层可以忍受这一切，这固然是因为，传统上，中国人就具有坚韧、自强的美德。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预期 。

很自然地，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继续改革，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方向改革。中产阶层保持改革的预期，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中国进一步变好的基本保证。

尽管如此，好的改革只要一开始，就会不断给自己生成力量。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决绝的，不是疾风暴雨式的。

中产阶层普遍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就业于知识相关产业。具体地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了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中产群体，包括私人企业家、白领、以及自由职业者。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抱有希望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采取措施促使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增加，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平衡。

遗产税和赠与税在体现鼓励勤劳致富、反对不劳而获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是世界各国通用的税种。正是由于卫生资源偏向城市，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得不到有效改善，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虽然已经把这两个税种列入了立法计划，但至今也未开征。三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套税制扭曲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税收调控收入分配的对象出现错位。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调整转移支付方式，从单一的纵向逐级转移方式转换为纵向全面覆盖式转移与横向转移并用方式，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我国初次分配环节秩序混乱，个人收入中不合理、不合法的灰色及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政府难以对其来源及数量掌握全面的信息，使得 大量高收入者的灰色、黑色收入游离于个人所得税之外。在32个省级统筹中，如果不计算财政补贴，2010年有17个省份当期基金收不抵支，缺口达679亿元：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缩减到14个，但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且收不抵支的规模有发展的趋势。四是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在社会保障总支出中占比过高。

三是社会保障资金安全存在隐患，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使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分散、缺乏监督，极易导致中央出台的政策、法规、条例等失去约束力，造成管理机构繁多、监管不力，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随意提高缴费率、挪用和浪费社保基金，危及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社保资金来源单一，单靠征缴的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基金等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付需求：加之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不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面窄，个人、企业与其他经济单位不缴、拖欠现象严重，但又缺乏相应管理措施。

进入专题： 国民收入再分配 。二是城乡之间卫生经费投入存在较大差距，其根源在于财政预算中卫生支出不足且城乡间分配不均衡。

二是财产税要加强对收入存量的调节，、应尽快开征财产税，结束财产保有环节无税状态，从而建立起收入和财产环节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直接税税制体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改革力度。